对此，主要表现为基于刑事实体规范的理解与基于党纪政纪理解的对立以及作为刑事政策理解和作为社会治理政策理解的对立。

即使是同一类个人信息，在不同的大数据利用场景下，也会产生差异化的风险。个人对其信息享有自治自决的权利，对此罕有争议。

手术后，原告遭受到各种各样的损害而诉请赔偿。知情同意既然旨在维护个人自主，则必须明确同意的对象，即明确同意是针对何种事项作出的。这一问题在2017年顺丰与菜鸟的数据之争中充分暴露出来，快递公司在隐私政策中只是笼统地表示可能分享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但是消费者根本无从得知自己的信息如何被分享、分享给了谁。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知情同意原则适用的场域呈现扩张的趋势，从医疗延伸至生物医学研究，在信息时代来临时，其又成为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法律原则。显然，从时间跨度来看，迄今为止，小数据时代要远远长于大数据时代。

知情同意原则旨在维护个人尊严，具体实现方式是，使个人信息的处理受到信息主体意志的限制。世界上最新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如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不但没有放弃知情同意原则，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所加强。(二)加强文化引导，营造零容忍的社会氛围 任何政策的实施，都会受到政治生态环境的影响。

从各方对零容忍反腐败策略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其中的认识分歧。加强监督管理制度建设，编织约束权力的笼子，筑起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涵盖制约和监督权力各个方面的堤坝，才能收到全面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效果。腐败行为的惩治上，其次要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职能作用。二是在刑罚执行中也要消灭特权现象，在涉及腐败犯罪案件的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等事项时，严格控制数量，严格程序和监督，实现刑罚执行中的人人平等。

零容忍作为一个政治宣言，[13]再一次重申了我们党坚决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鲜明政治立场。同时，进一步理顺监督机制，通过开展巡视、廉政谈话等方式创新监督渠道，提高监督实效。

零容忍政策的实现则需要从健全制度建设、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与廉政文化建设以及强化腐败行为惩治机制几个层面展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会议上特别强调，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此外，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完善了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本文系吉林大学廉政建设专项研究项目中国特色反腐败国家立法问题研究(2016LLZ00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以新西兰为例，该国实行透明政治，严格执行国家预算，限制权力并确保权力的公开运行。笔者认为，零容忍策略是在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之下提出的，这一策略与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的法治反腐思维相得益彰，紧密关联。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是党员干部走向腐败的前兆和起点。对此，主要表现为基于刑事实体规范的理解与基于党纪政纪理解的对立以及作为刑事政策理解和作为社会治理政策理解的对立。

同时，无人修理的破窗户也会给公众造成社会无秩序的感觉。[16]参见许春华：《新西兰反腐败的制度笼子》，《南风窗》2013年第5期，第79-80页。

与此同时，中央反复强调零容忍，也是对近年来诸如适当容忍腐败、腐败可以控制在大众允许的程度内等错误的观点和主张说不。如‘零容忍反腐的制度安排为依法反腐奠定了强大的政治基础，‘零容忍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反腐的具体刑事政策。

在查处腐败行为的实际效果上，首先要求查处腐败具有确定性。反腐败的零容忍策略可以促进广泛而全面的社会动员，并引导全社会充分认识腐败的危害，提高思想认识，自觉抵制腐败行为，形成绝不容许腐败的舆论氛围和风清气正、崇廉尚实的政治生态。[5]参见倪寿明：《零容忍成为反腐治贪新战略》，《中央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第3期，第70页。正如西方管理学家提出的热炉法则一样，只要实施腐败行为，必定受到党纪政纪或国法的制裁。就我国而言，刑法规制所有腐败行为不具有可行性，腐败犯罪零容忍也排斥了其他社会调整手段，忽略了社会调整手段的多元性。不管是谁实施腐败行为，都要受到党纪政纪或国法的制裁。

[8]再如，腐败犯罪的零容忍尚不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理论。(三)强化查处惩治机制，注重零容忍的实际效果 腐败是侵蚀社会肌体的毒瘤，如果任由其发展肆虐，必然危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12]而立足于党纪政纪去解读反腐败视域下的零容忍，则必然把零容忍看成是一种社会治理政策。在反腐败视域下，人们对腐败现象的认识和态度如何，自然会影响其行为方式，进而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反腐败的效果。

意味着对高官腐败、大案要案查处绝不手软的同时，对各种微腐败现象也不容忍、不放过。三、反腐败零容忍的实现 尽管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是坚定的，立场是鲜明的，但要真正实现对腐败的零容忍，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一)零容忍是因应反腐败客观情势的战略决策 零容忍源于对腐败现象严重危害的清醒认识，源于反腐败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准确判断。因为除了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法律明文规定的腐败犯罪之外，公款挥霍、不当吃请、假公济私等行为也严重影响社会风气，并成为腐败犯罪的后备军。另一方面，注重腐败行为的预防，借助于作为腐败犯罪前兆性的小问题的及时发现以及滋生腐败的环境与动机的消除，努力防止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防止第一扇窗户被打破。零容忍正是因应这种客观情势而提出的。

留置作为两规的替代性措施，不仅可以适用于党员干部的违法犯罪行为，也可以针对严重违纪行为，从而集中和强化了腐败案件调查处置权。应该说，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督机制，构筑防止腐败的防线，是实现零容忍的关键一环。

其次要求查处腐败行为具有坚定性。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了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进而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并向全党发出警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这也就是表明，在新时期反腐败斗争中，必须改变过分依赖刑罚手段反腐的思维定式，而要立足于从源头上抓起，将惩治腐败与预防腐败相结合。再次，查处腐败行为还要具有及时性。

但是，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层出不穷，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仍然严重侵蚀党和政府的肌体，公共政策变形、信息反馈失真、调控系统失灵、社会发展受阻的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如腐败是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或团体利益，或为了实现某种个人影响而违背政策、规则、责任的社会现象。腐败产生原因复杂，存在范围广泛，具有较强的扩散性和严重危害性。社会治理政策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明确指出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四)零容忍是腐败治理模式的重要转折点 笔者认为，这是在零容忍政策的相关讨论中被严重忽视甚至被误读的一个方面。【摘要】 零容忍政策是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一项重要战略。

在我国反腐败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党和政府明确提出了零容忍的反腐败战略。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9月5日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抓紧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的讲话精神，从我国的反腐败实践出发，反腐败零容忍的实现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5]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了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和职权。这样，腐败自然应该在腐败行为的意义上使用。